明代有「東廠」，清代有「血滴子」，三國時代最恐怖的秘密組織是「它」！比「曹操」還令人害怕，更能管住「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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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有東廠和錦衣衛，清代雍正有「血滴子」（粘桿處），這些都是著名的特務機構，想必不少人都有所聞。明代的廠衛監視群臣，刺探民情，權力無邊，以至於市井之間，見到衣著光鮮騎著高頭大馬說一口京腔的人都嚇得躲著走，怕是廠衛。而雍正的粘桿處更玄乎，據說一位臣子打牌時丟了一張，第二天雍正問他是不是丟了一張牌，臣子據實回答，並說出了丟的是什麼牌，雍正很高興，對臣子說「你是忠臣，說的是實話。」然後，只見雍正竟然從侍衛手中拿出了那張牌，原來，這位臣子打牌時的所有言行都在粘桿處的監視之下。這件事傳開後，大清上下人人自危，就連平時在家中也不敢多說話了。其實，原在明清之前的三國時代，中國就有了類似的特務組織，而且手段和權力有過之而無不及。

俞正燮在《癸巳存稿‧校事》中說：「魏吳有校事官，似北魏之侯官，明之廠衛……」。他所說的「校事官」就是曹魏和東吳的特務組織。當時在曹操集團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曹公就是曹操。這句話是說：不怕曹操，卻怕盧洪和趙達。盧洪和趙達是誰？他倆就是當時有名的校事官，約相當於明代東廠魏忠賢的地位（當然是有權力無官爵）。我們都知道曹操心狠手黑，是亂世梟雄，他曾屠徐州，坑殺七萬降卒，連曹操都不怕，卻要怕校事官？那麼校事官到底有恐怖呢？我們來看看下面幾件事，你就知道三國時代的特務組織有多厲害了。魏國的名臣徐邈曾在醉酒後說自己是聖人，結果，這件事被校事趙達知道了，趙達立刻向曹操告發。曹操很生氣，便將徐邈逮捕。最後是旁人勸曹操，說徐邈不過是酒後失言，再加上對曹氏有功，不能隨便定罪，曹操這才饒了他。還有曹操時代著名的「崔琰案」和「毛玠案」都是校事官的「傑作。」崔琰、毛玠都是漢末名臣，跟隨曹操立下很大的功勛，但他們都被人告發下獄，最後因此喪命。而告發他們的人就是校事官。曹操去世後，曹丕建立魏朝，依舊用校事官控制群臣，據說，僅校事劉慈一個人，在曹丕初年就告發官民達上萬次，魏國名臣高柔因此向曹丕勸誡，說：校事官告的事情有的是誇大其詞，有的是捕風捉影，有的乾脆就是憑空捏造，堂堂大魏豈能容許這種小人橫行？曹丕雖然部分採納了高柔的建議，但是校事制度依舊。直到魏明帝曹睿時代，校事官仍是權力極大，宜陽縣典農劉龜私自擅闖皇家獵場，被下屬向校事告發，隨即劉龜被逮捕。或許很多人看到這裡，多半會認為校事官實在可惡，應該立刻取締。可實際上，校事官的存在是有它的深刻意義的。曹操用校事有幾個目的，其表面作用是：控制軍隊、檢舉貪污、防止叛亂等。亂世中，力量強就是王，人心難測，背叛和兵變是家常便飯，曹操經歷過丹楊兵兵變和陳宮叛亂後，不可能不有所思考，校事制度應該是從這個階段開始在曹操集團中出現的。但是，除了控制軍隊將領和監視群臣這些作用以外，校事官其實還肩負著另一個重要的歷史使命：制衡世家大族。漢末，豪強地主成為實際的統治者，而曹操以新興士族起家，面對傳統世家大族他必須有一支絕對忠於自己，能夠監視控制大族的機構，校事官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的。

對於這一點，我們對比孫權的校事官就能有更加深刻的認識。孫氏是以基層武人起家，依靠武力在江東立足，江東大族看不起孫氏。孫策大肆誅殺江東豪強就是因為這個原因，當然他後來被刺殺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後來經過孫權改變了孫策一味強壓的政策，改用恩威並重的手段，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終於使大多數江東大族歸心。但是，孫氏與江東大族的矛盾並沒有因此完全消除，為了更好的制衡這些「地頭蛇。」孫權效仿曹操設立校事，著名的有呂壹等人。呂壹秉受孫權旨意，用酷刑嚴厲打擊了一部分江東大族，結果，卻遭到陸遜、步騭、呂據、顧雍等人的強烈反對，而陸、步、呂、顧都是江東大族。最後，為了保證政局的穩定，孫權不得不「丟軍保帥」，殺呂壹，安撫江東大族。不過，孫權是記仇的，他最終還是在十年後的「兩宮案」中，對江東大族開刀，弄死了一大批人，其中就包括陸遜。史書記載，陸遜是在憂慮和憤怒交織的心情中去世的。我們從孫權呂壹事件中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孫權重用呂壹為校事的真實目的：就是針對世家大族。史書中將呂壹描寫了一個「卑鄙、陰險、歹毒」的角色，陸家後人陸凱就說：「夫校事，吏民之仇也。」但我們現在看來，這恐怕只是江東大族的一面之詞。孫權的這個做法，其實與武則天用周興、來俊臣等酷吏有異曲同工之妙，毫無家族背景根基的武則天若不用這種出身寒微，為人陰狠的角色，又靠什麼來制衡唐代的關隴門閥呢？具體到曹操身上也一樣，曹操提拔相當一部分沒有家庭背景，絕對忠於自己的人充當校事官，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制衡世家大族的手段。這個手段直到魏國第四任皇帝曹芳時代才廢除。程昱的孫子程曉向皇帝曹芳上書，駁斥校事制度說：「此（校事）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此書一上，隨即，存在了半個世紀的曹魏校事制度就此終結。程曉也因為駁斥校事而名留千古。但是，我們應該透過現象看本質，程曉的話說的冠冕堂皇，可實際上，曹魏廢除校事制度絕非是程曉的「語言魅力」，而是司馬氏的權力所致。程曉上書時間是在嘉平年間，那個時候司馬懿已經發動高平陵兵變，篡奪了曹魏的實際領導權。司馬氏作為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對校事制度可謂深惡痛絕，所以，司馬氏剛一掌權，便迫切的希望廢除這個原本就是用來對付他們的組織。程曉的上書，不過是受司馬氏教唆。曹氏廢校事，也絕非是出於曹芳本意。

亂世英雄曹操和孫權，能以宦官之後和基層武人在動亂年代建立基業，開疆拓土，沒有兩把「刷子」又怎能做到呢？曹操終其一生都在尋找一條，改變漢代豪強大族掌權的新路，他重用寒門，唯才是舉，提倡詩歌都是這一類的嘗試，而校事制度則是他許多嘗試中比較重要的一環。可惜的是，曹操這種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嘗試，在曹丕執政後被逐漸放棄，最終司馬氏掌權，豪強門閥的勢力不但沒有被限制，反而越發瘋狂滋長。權力導致腐敗，而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絕對腐敗。從某種程度上說，校事制度消失後，世家大族更加肆無忌憚，這也間接助長了後來晉代門閥驕奢淫逸、專橫跋扈的作風，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