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論壇》李大中／諾貝爾和平獎的美麗與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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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獲得2016年諾貝爾和平獎。（圖／達志影像／美聯社）大中小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結果出爐，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因為推動與該國左派叛軍革命武裝力量(FARC)的和解，獲得評審青睞，在376位角逐者中脫穎而出。本屆和平獎的競爭者數目爆炸，創下歷史紀錄，共有228位個人與148個團體獲得推薦，先前呼聲頗高的志工組織敘利亞民防團(White Helmet)、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以及天主教教宗方濟(Pope Francis)各等人，最後都未能出線。事實上，對於國際媒體與外界而言，每年在諾貝爾和平獎揭曉後，難免有所爭議，外界經常陷入「猜不準」定理的窘境，遺珠之憾更屬常態。在諾貝爾獎的六個獎項當中，包括生醫獎、物理獎、化學獎、文學獎、和平獎以及1968年所增設的經濟學獎，和平獎是唯一由挪威諾貝爾委員會(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所負責，且在奧斯陸頒發的獎項，雖然諾貝爾(Alfred Nobel)先生在遺囑中並未提出明確解釋，但一般推測，當時挪威議會擁有民主與和平主義的進步精神與傳統，可能是主因。「入圍」不重要重要在遴選過程但每年到底由何人決定和平獎花落誰家？答案正是由挪威議會所任命的諾貝爾挪威委員會，此五人機構無疑擁有最終權力。至於有資格提名與推薦和平獎的人士，大致可區分為下列八類，包括各國元首、政府首長、閣員與國會議員；大學相關領域教授以及和平與外交政策研究智庫的主管；國際法院(ICJ)與常設仲裁法院(PCA)的成員；國際法學會成員；諾貝爾獎和平獎的前得主；曾獲頒諾貝爾獎之機構的理事會成員；諾貝爾挪威委員會的現任與前任員成員；曾任諾貝爾挪威委員會的顧問等。其實，推薦人選並非難事，因為門檻不高，真正的關鍵在於遴選過程。在時序方面，諾貝爾挪威委員會於每年在9月開始接受提名，截止日期為2月1日，而委員會成員可增添所欲推薦的對象。而2月到3月為初步討論階段，重點在於篩選，將入圍名單進一步濃縮到只剩下20到30位左右的候選者。至於3到8月，則進入專業審核階段，由委員會的顧問群，進行調查、評估與報告撰寫，而諾貝爾挪威委員會再根據審查意見，進行深入的意見交換與討論，必要時可徵詢更多國際間相關領域專家的意見。委員會通常會尋求共識決，少數例子則是以多數決做出最後定奪，最後在10月上旬宣布結果，並於12月10日於奧斯陸市政廳進行頒獎儀式。有趣的是，諾貝爾挪威委員會有義務嚴格遵守50年保密原則，不揭露入圍名單與有關審核與討論過程的相關資訊。換言之，這些年來，任何有關於誰最後可能摘下和平獎桂冠的評論，大都多出自媒體與外界的揣測，或是提名方(機構或個人)所釋放的消息，並非源自主辦單位。對「和平」的詮釋與時俱進那到底是哪些人或機構可獲此殊榮呢？以和平獎的原始宗旨而言，很清楚在於表彰「為促進民族國家團結友好、裁減軍備與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不過，審視諾貝爾和平獎創設一世紀以來的歷史，可發現主事者對於「和平」的定義是與時俱進的，且不斷增添新內涵，早已超脫當初較為狹隘的詮釋。從1901到2016年間，扣除19次因為戰爭或從缺等因素，和平獎總共頒發過97屆，共有104名個人與23個機構組織曾獲此殊榮。紅十字國際會委員會(ICRC)與聯合國難民署(UNHCR)甚至曾連莊過，前者達三次(1917年、1944年、1963年)，後者則為兩次(1954年、1981年)。現今，和平獎的頒贈領域可約略歸納為六大類，且同一位得主的獲獎理由，經常橫跨不同的範疇，包括：
(一)裁軍與軍備管制(19次)：例如1997年頒給國際反地雷組織(ICBL)。
(二)人權/婦女權益(28次)：例如1991年頒給緬甸人權鬥士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
(三)人道工作(24次)：例如1999年頒給無國界醫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組織。
(四)談判/斡旋(33次)：例如1994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以色列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與以國外長培瑞茲(Shimon Peres)等三人，因促成奧斯陸協定(Oslo Agreement)的簽訂而獲獎。
(五)和平運動(39次)：例如1996年因為推動東帝汶問題的和平解決，天主教主教貝洛(Carlos Filipe Ximenes Belo)與東帝汶總統霍塔(José Ramos-Horta)因而獲獎。
(六)組織世界(26次)：例如1919年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因籌建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的努力而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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