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自己再次放回過去，不想活在被選擇性記憶保護的過往回憶裡，是需要勇氣的」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誠實告白：自己也曾犯下嚴重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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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檔案裡的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Günter Grass, 1927-2015）在邁向老年的過程裡，越來越有勇氣坦然面對自己的過往。

2006年8月，他出版自己的回憶錄《剝洋蔥》（Beim Häuten der Zwiebel），公開揭露自己在納粹時期，先是參加「希特拉青少年團」（Hitlerjunge），後來又加入納粹武裝黨衞軍（Waffen SS）的過往。針對不少人質疑他：「為何遲到現在才承認？」葛拉斯沒有為自己做辯解，他說：「不應該為了幫那個少年人——也就是我——開罪，就說：『有人引誘我們走上歧途！』不，是我們把自己帶上歧途，是我讓自己走上歧途。」晚年的葛拉斯透過誠實告白，讓大家知道，自己也曾犯下嚴重錯誤。藉由剝洋蔥的過程會不斷流淚的意象，他將自己在1939～1959年間的生命歷程，一層一層撥開在世人面前。他承認，「回憶」是剝洋蔥，邊剝邊流淚，有時雙眼甚至會刺痛難耐到極點。葛拉斯坦承，寫這本回憶錄不是要對長年隱瞞的謊言做告解、以求獲得救贖；而是相信藝術永恆的價值，因此願意將自我坦露在真實歷史記憶的書寫面前。

1962年，葛拉斯在西柏林住家（攝影：Roger Melis）

當1961年柏林圍牆在無預警情況下突然蓋了起來，遭到在1959年出版《錫鼓》而享譽世界的小說家葛拉斯猛烈抨擊，自此直至柏林圍牆倒塌將近三十年的歲月裡，葛拉斯一直是東德政權眼中的「敵人」與「反動者」。面對東德秘密警察檔案開放，葛拉斯決定以自己為試驗對象，放手讓新聞記者徐立特自由調閱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裏所有關於他的資料。2009年徐立特出版《監視葛拉斯：秘密警察檔案》一書。總結整個檔案資料彙編與交叉比對其他資料的過程，徐立特寫道：

東德秘密警察檔案反射出一個帶着濾鏡看到的世界。這個世界是透過服從東德共黨政權的秘密警察所抱持的政治觀點，為他們心中的對敵打造出來的鏡像。……這些檔案不是為了公開給社會大眾看而寫的。它們是為了提供情資給一個操弄意識型態戰爭的國家機器而寫。在閱讀時，永遠要記得，必須保持批判性的距離，不要全部當真。

葛拉斯在接受專訪時表示，過度渲染秘密警察檔案的絕對重要性來進行轉型正義，是錯誤的方法。大家都沒有考量到，這些情資是在何種政治壓力下寫出來的。有多少人為了邀功，盲目、瘋狂地去做線民，打別人的小報告。他也提醒大家，千萬不要用貼標籤的方式來進行轉型正義工程，因為「以善之名」匆促發動的轉型正義，可能造成對無辜者誤傷，規模難以估算。沒有事前做好審慎告知民眾相關檔案資訊的工作，反而可能造成無以挽回的社會內在分裂。 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是怎樣開放的？ 在第二次轉型正義工程裡，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是否應該開放、以及如何開放，是最核心的問題之一。但在整個上路過程中，卻充滿許多爭議與波折。柏林圍牆倒塌促成了當初蓋起圍牆的政權垮台。然而，一個專制統治東德四十餘年的統治集團當然不是省油的燈，東德共產黨利用兩德尚未民主統一的空窗期，在1989年12月偷偷將「國安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改名為「國安局」（Amt für Nationale Sicherheit），企圖以內部轉型的方式掩人耳目、繼續存活。然而，這個舉動卻被東德民眾根據聯邦德國基本法對人權的保障大加抵制，要求徹底解散國安部，停止一切秘密偵查與竊聽的業務。 1990年1月15 日，位在東柏林的國安部總部被大批民眾佔領，並且在公民組成的委員會監管下被迫解散。這個公民委員會的主席是一位年方23歲的大學生David Gill。同年6月，公民團體組成「解散國安部特別委員會」（Sonderausschuss zur Auflösung der Stasi），高克牧師被選為主席，David Gill為秘書長。高克說，雖然國安部在柏林圍牆倒塌後沒多久就毀掉了一些檔案資料，但他們仍彙整出近兩千名「特工」的名單。事證確立後，他們通常先私下告知這些人就職的主管單位，要求這些「特工」自動辭職或辦理提早退休。如果不從，只好公布姓名。高克說，之所以選擇這麼做的原因不是想羞辱他們；而是不能讓這些人繼續留在原來職位上，繼續做有害人權的事。然而，可以想像，對東德社會而言，這樣的政治清查動作，終究還是引發了不少恐慌。西德不想大規模開放東德秘密警察檔案的想法讓一些東德人大為光火。高克在回憶錄裡寫道：「我們才剛立下一個可以在政治史、或甚至在法律史上名留青史的法案，現在我們人民議會委員所代表的民意，竟然就這樣被棄置一旁不顧？」高克也說，因為當時「解散國安部特別委員會」極度堅持自己原來提出的版本，以至於有些人開始擔心，兩德統一恐怕會因此流產。為此，他們開始做出一些讓步。然而，就當「解散國安部特別委員會」忙着與官方斡旋時，耐不住焦躁的東德人已經衝進柏林的國安部總部，霸佔該棟建築物。高克並不支持這種做法，但是他承認，東德人要求開放秘密警察檔案所做出的這類舉動，當時是被高漲的情緒主導（höchst emotional）。 1991年12月，德國國會通過新的「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法」（Stasi-Unterlagen-Gesetz），主要核心部分一直沿用至今。這部新法的前言明確寫着，主管機關應該提供受難者個人相關的檔案資料，並協助受到不公不義對待的人進行司法訴訟，以讓冤屈獲得平反。高克很安慰，新法比當初他們在東德時期制定的舊法還要開放，受害者不僅可以知道線民的化名（例如 IM Karl），而且還可以知道真名。高克說，秘密警察檔案館存在的意義在於，讓受害者可以調閱過去與他們相關的所有密告資料，如此一來，他們可以清楚了解，個人的命運如何受到國安部的秘密警察網絡影響。然而，高克也說：「想把自己再次放回過去，不想活在被選擇性記憶保護的過往回憶裡，是需要勇氣的。這樣的人會將過去的生命階段重新活過一次，尤其是在心潮澎湃的情況下重新與過去的情境相遇。這有可能讓人再次感受到被鄙視、被利用、被羞辱、被排擠、或者被隔絕，過去的舊傷會重新被掀開。「記憶」並非只是對過去發生的事再知道一些新的資料，記憶同時也是再經歷一次舊的傷痛、重新將過去被沉沉壓抑住的夢魘再搬到陽光下，重新經歷一次。」本文出自圓神書活網；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花亦芬《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新書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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