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行》杜琪峰：看我如何炮製最酷槍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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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據說讓所有演員膽寒以至於贏得「杜大炮」渾名的導演，顯然比想像中要好接觸得多。面對《人間電影大炮》的各種問題，他的回答都相當樸實，有時甚至感覺像老鐵匠一樣笨拙，而聽到採訪者對他的讚譽，他則頗有些不好意思。這或許是所有優秀導演的共性，在電影中他們為所欲為，有着天馬行空的衝動與能力，但同時，他們又有着尖銳的自省意識，絕對不會陷入到某種幻覺中，而對現實中的自己產生令人可笑的認知誤差。而這種自省與控制，實際上也會從內部影響到這個導演的創作，簡單點說，一個好的創作者，是能分清現實與幻象，能夠平衡理性與感性的。他們不會放任感性，所以他們有着精巧的形式感，這種形式感就是精密的建築，導引着感性奔流其中而不逾矩，他們也不會純粹依戀理性，因為沒有了感性，所有的思辯都會淪為一堆壯觀的殭屍。在杜琪峰所有好的電影，比如《槍火》《PTU》《黑社會》，都能看到這種形式與內容的精密咬合，那種冷峻與溫情的恰當調配。而在他那些糟糕的電影比如《放逐》《復仇》里，狗血的情緒與空洞的風格也相得益彰。這篇訪談，實際杜導講的也是他在《三人行》中對形式和內容、感性與理性之間進行的艱苦的磨合。要想拍出一部拿得出手的電影，必須得走這一步。當然能夠走這一步的基礎，就是要像杜導一樣，面對自己的內心足夠老實，也足夠堅持。

搭棚拍戲容易控制

朱爾典：《三人行》跟《華麗上班族》用的是同一個棚嗎？杜琪峰：棚是同一個，但是景整個改成了醫院。當時我是剛好能夠邀請趙薇、鍾漢良個古天樂同時拍，多以才寫的這個劇本。當初就想在一個場景里完成這部戲，有想過火車站或警察局，後來決定是醫院。電影完全就是在這個棚里拍的。它有一些背景還是要做一些細節，因為棚裡面也搭了這個醫院的進口，比如台階外面的。朱爾典：有的電影多少會拍一兩個街上行人來來回回、高樓大廈什麼的。杜琪峰：完全沒有，只能在醫院電視的新聞報道里看到其他景，但不是演員現場去演的。朱爾典：把這些外景全部拿掉是出於什麼考慮？杜琪峰：就是要逼自己去想到底該怎麼搞。朱爾典：要給自己立個規矩，盡量在這個裡頭騰挪周轉是嗎？杜琪峰：對。奇愛博士：《華麗上班族》是不是為《三人行》搞的空間大棚拍的實驗？杜琪峰：沒有這種想法，只是我喜歡在棚里拍，因為容易我控制。假如有太多外景，天氣有時候會影響，還有很多不同的環境，都會對自己的創作產生影響。所以選擇在棚裡面，我感覺自己容易集中力量。奇愛博士：我們研究電影的，有時候可能會有一點點過度闡釋。杜琪峰：沒關係。朱爾典：為什麼選擇在醫院，而不是您剛說的火車站獲是警察局？杜琪峰：是我自己的原因。在香港，比較難找醫院去拍電影，他們很忙的，根本沒可能給你進去拍，而且太多人的話，衛生問題也沒法保障，另外你又沒法找一個真的景或比較接近的景，尤其是手術室，通常來講是不允許拍電影的，所以我們一直都拍不好醫院戲，都是馬馬虎虎就算了。所以我想把手術室的場景實實在在放到醫院裡，當時就買了儀器做這個景。因為這個景還有很多地方要活動，整個鏡頭可以走來走去，所以就花很多時間在設計這個景。我們用的器材是開顱專用的，能從電影里看到完整的開顱場景：剃頭髮、開頭皮、開頭骨，然後是還有一個腦膜，把這個腦膜扒出來后，再去修理裡邊的東西，這些都很專業。平常沒辦法做到的。這個電影我只希望能夠給自己挑戰。器材一直找了差不多兩三個月才買齊，然後在香港我請了一個開腦的專家來指點趙薇。他整個過程做給趙薇看，他開一次，然後她做一次，慢慢告訴她每個步驟要怎樣做。這個部分我們差不多拍了兩個多月，還是只有其中一場戲。當時剪出來差不多有一個小時，但這只是其中一場戲，所以又剪輯成現在電影里的樣子——我要的其實還是個過程。但是也希望我們能做一些自己以前沒辦法做的東西。我不了解中國大陸是不是，醫院是很難給你去拍電影的。《三人行》是為長鏡頭才拍的嗎？

朱爾典：在《三人行》里，我們看到了《大事件》之後令人嘆為觀止的長鏡頭，感覺執行上比當你的《大事件》還要難。杜琪峰：我一直在做他們不了解的事情。開拍兩個月前，我讓演員去做系統訓練。開拍的時候，前兩個禮拜不管，第三和第四個禮拜我開始要求他們做慢動作，我在旁邊看着，中慢、小慢這樣子，我都。要他們從這個學。實際上這個原因，開始的時候大家不明白，其實電影業就一直在做這樣的事，直到後來他們才知道，原來有個長鏡頭：做布景的時候這裡要開，能搬走的。這個搭柱要推走的，這個搭台要推走的，這個上面的這個頂要拉高拉低的，就是這樣的。朱爾典：您一開始就想要拍這麼一個長鏡頭是嗎？杜琪峰：我拍電影很多時候都有一個欄板，欄板像一個管弦樂隊。它一定是這樣子的，大家最喜歡的就是當管弦樂隊整個都用、所有的音樂都出來的時候，這個力量很強。一般來講就是開頭的時候有遠一點的聲音、近一點的聲音，屬於比較慢、比較浪漫的。但是它總有一個很澎湃的情況出現。我一直在做電影的想法，都是跟這些音樂的編寫的感覺。不管怎麼樣，劇本最後一定要走入這個位置——這是開機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因為它有一個結構，如果結構有問題會倒的，它結構穩定了以後才放這個布景跟推的東西。你的機器有30多尺，你要搞空間給它走。下面有一些又是吊很多鋼絲的。中間有些人翻騰的。慢的最麻煩，打一個翻多容易啊，慢了整個都得打慢了，旁邊要人拉行，有很多不同的東西在旁邊。所以幾個動作是一樣的，整個片花都是那些，有很多東西要搞的。所以你沒有最早的一個設計，這個要拍的時候就很麻煩。朱爾典：那說得嚴重點：《三人行》整部戲是為這個長鏡頭拍的嗎？杜琪峰：不是的。我是希望電影有個主題：大部分人都是有錯的，問題不在怎麼處理，而在於你是否逃避。你越是逃避就越麻煩，它會滾。我們要給人一個希望：積極人生是重要的。總有一瞬間你是可以醒來的。我們要等這個時刻的到來，而這一刻必須在電影最後，為了它才必須要搞一個長鏡頭。朱爾典：這個鏡頭拍了多久？杜琪峰：拍了很長很長時間。它要排練的。因為你不能，現在叫你自己做慢鏡頭，你要懂得利用你身體的平衡，才能產生這個慢動作，你必須要有這個時間。這個時間花了很長，但是不影響拍攝——劇組裡面沒工作做的演員，我就讓他們去做這個。朱爾典：其實就像舞台跳舞一樣的。杜琪峰：沒錯，完全是這樣子。指導員指導，他們有信號的：他說中慢、快慢、再慢這樣的。他是打一個鼓的。所有人很慢的時候，他打鼓，就變成中慢了。現在每一個人在這個景也是這樣子的：先是個人的動作訓練，然後再一組一組這樣。我拍的時候，他們全都在這個組裡面，拍了三天，人先排一段一段地排，鏡頭是一段一段地取。這個排的頭5分鐘或頭1分鐘叫停，看有什麼東西要改良的就去改良，然後重頭再來一次。因為是慢動作，我們要把要1分鐘變成2分鐘，2分鐘變成3分鐘或是4分鐘，就這樣一段一段的。所以拍了三天整個配合才好。朱爾典：最後拍了幾條？杜琪峰：成功的好像只有一個，就是現在電影里這個。朱爾典：那這是第幾個呢？杜琪峰：第三個還是第四個吧，算是很順利的。當時我真以為自己要死了：那天古仔（古天樂）是5點的飛機，當時兩點了還沒有定下來那個鏡頭。但有時候是天註定，最後一條一次過，我是比較滿意的。
據說趙薇也要打古天樂？

朱爾典：《三人行》里鍾漢良的設計，算是個黑幫分子嗎？杜琪峰：他是個悍匪。朱爾典：趙薇在《三人行》里的轉變是最清晰的：從最開始的不苟言笑、「把音樂關掉」，到最後的「再來點音樂」。您是想通過這麼一個女醫生，寓意人不能一錯再錯的狀態嗎？杜琪峰：趙薇是整個電影的主線，我的表達都放在了她這個角色上面。她對自己這麼高要求的人，沒想到自己會犯錯，因為她一旦錯了就會產生後邊警察和賊的問題。假如她很理智，就有可能沒事。她不是壞人的，而是一個從醫科大學畢業的高材生，這樣的人最精英，而且處事很冷靜——這是一直的傳統，香港人是這樣子的。朱爾典：為什麼選趙薇來演這個醫生？是因為設定了一個內地來的角色嗎？杜琪峰：當然有這個原因了。我希望不用，但是沒辦法。我們都是講故事的，哪管這個要求怎麼樣，而且之所以要這樣，也是香港的現狀——現在很多在香港的人，就是六七十年代很多游泳去香港的人，今天都是很發財，都是成功得不得了的。我爸爸都是偷去香港。現在的轉變都是跟以前差不多，但是好一點，他們是申請過來念書。你現在去大學很多都是內地生。我當時問趙薇能不能演這個戲——我就是猜一猜，我覺得她可能不演，因為我說我沒有劇本。她第一頓飯約我去的時候，她很欣賞我，就爽快地答應去演了——沒劇本她都沒關係。所以很幸運，能跟她合作的時候，我很高興。朱爾典：在現場沒有劇本，她會懵掉嗎？杜琪峰：一兩天以後，她已經很準確地了解了：原來合作方法這樣子的。她每天化好妝，通告時間到了，她就化好妝坐在旁邊。我在這裡看這個監視器，她拍完了也坐在這裡，電影拍了三個多月，她都是這樣：哪也不去哪，就是坐在你旁邊。朱爾典：她可能也在偷偷地學導演技巧了。杜琪峰：她都不用學的。她就是很有專業的，而且其他人都不敢走——她都坐在這邊了，誰敢走啊。所以一叫她，她就馬上來了，她不麻煩的。我們晚上去吃飯，她都一個人去。現在很多演員，我們不曉得現在為什麼變成這樣子，演員變得不像演員，你跟這個演員講話，他旁邊有4、5個人圍着。他們都不懂電影講什麼，我跟他怎麼說。這就奇怪了，以前我們習慣演員跟導演兩個講戲，吃飯都是這樣的。我們在香港多年來都是自己去的。周潤發三部電影，他都是自己去。現在奇怪得不得了。他們為了拍電影還是為了什麼目的。所以一看見趙薇開心得不得了。她自己搞定，你不要擔心，只要講幾點，一切就OK了。朱爾典：據說趙薇被古天樂打了耳光后，又加了一場戲讓她打回去是嗎？這是趙薇提的還是您提的？杜琪峰：游乃海提出來的，現場加的，因為要平衡嘛。當拍完這一場戲的時候，我們倆的感覺都是應該再打回他。不知道怎麼樣，一定要她打會他——拍完才決定是要這樣做的。
杜琪峰：我拍片從來沒有劇本

奇愛博士：在銀河映像20周年這個節點拍《三人行》，您是事先就有了完整的思路呢，還是跟以前一樣一邊拍一邊寫？杜琪峰：沒改變，都一樣，一邊拍、一邊寫，開始的時候我有一個要講的概念，但細節還是一邊拍一邊寫，所以工作人員常常就在邊上等。十多年來我拍片都沒有劇本，我習慣一邊拍一邊寫，很多時候演員都放棄問我劇本了，都是到現場就知道了。奇愛博士：從之前到這次《三人行》，您都是這麼拍過來的？杜琪峰：我們一年可能兩部、三部電影都有。所以中間有一些電影是我很喜歡的，通常一想到有問題沒得到解決，我就會停下來，拍另外一部電影，有空想好了又再拍。《PTU》是拍了兩三年，《文雀》都有兩三年了。然後《奪命金》也是差不多超過了兩三年。但中間我都在拍其他電影。《三人行》這次相對還比較集中，它就是在三個多月裡面一直在拍。因為沒辦法，那個布景，你一放久了它的價錢就貴，所以逼得比較快。
杜琪峰：不是我控制欲強，而是我執着

奇愛博士：您覺得自己是不是個權力欲比較強的導演？杜琪峰：不是權力的問題，是我可能比較執着。我可能一直都覺得電影就是一個夢，從劇本到影像。對工業來講，能當導演，其實也是一個夢。我很多時候花很多時間才成為一個導演，我不允許其他人犯錯的。我們是專業的，只有懂得做電影的人，才能進這個工業，無論是燈光師還是道具，還是攝影師。有時候他們沒有想清楚，或是進行的不好的時候，我會很容易生氣——我不是為了結果怎麼樣，而是為了我們自己從開始都沒有好好地去執行自己應該做的責任，那時間長了，電影業就慢慢地沒有專業的名詞出現了。所以，很多時候我也很緊張我自己，很擔心演員演的好的時候結果鏡頭不好——大家不是沒拍過電影，為什麼還出現這個問題？我常常相信演員的第一條是最好的，後邊你講再多都沒用。我在現場通常不罵人，罵人也是因為他們不專業。作為電影工作者，我們要執着、要專業。奇愛博士：感覺銀河映像的電影，都被您的作者風格固定化了，有過求變的想法嗎？杜琪峰：你問我到底是不是銀河映像的電影都是一個風格，我當然希望不是的。有可能有一些劇本上面，寫的時候我去寫，還是韋家輝去寫，還是游乃海去寫，都好像是很接近的。可能我們的思想是差不多的。當然我希望我們公司其他人願意去拍他的戲，有他自己的風格，好像今年，有3個「新浪潮」（杜琪峰主持的旨在挖掘青年導演的活動）導演出來拍《樹大招風》，這部電影也是，我們很希望是他們自己的風格。但後來大家就說是銀河映像的——我也沒有辦法。杜琪峰：並不知道自己電影的顏色奇愛博士：銀河映像的電影調性比較一致，多以藍黑色為主題，如果跟類型結合的話，比較像早期好萊塢的黑色電影概念。您會參考當年這些電影的技法嗎？杜琪峰：我記得我去歐洲影展的時候，他們說我對電影是剛才你說的「黑色電影」：所有的東西都是黑黑的，人都是在一個掙扎憂鬱中是不見天日的。當時我說我不懂的，你們講我才曉得我的電影是什麼樣子。至於說外國電影有沒有影響？一定有。但是我不懂，可能看過在腦子裡有記憶，然後才做出來，但是理論上人家其實有一個專業名詞，你可能念過書的人很早明白這個。但是我沒有念過大學，也沒有學過電影，所以並不知道大家說的黑色電影是什麼。
年輕人要有passion、vision和mission

奇愛博士：如果做電影導演的話，需要大量地去觀看經典電影嗎？
杜琪峰：需要。我感覺是多看電影，多看經典一點的，它一定有東西告訴你的。但這個不是用來拍電影的。這是用來堅持自己對電影的看法的。要拍電影、要做好一個導演，其實從生活裡面很重要，生活裡面的人的感受、人的感情，或者是一個地方的感情，可能一個火車站，一個bus站，一個單車站，都給你一些情感在裡面，看當時你曾經出現過什麼東西。所以作為一個導演最重要，就是抓人跟場景去試。我感覺多看書也比較好。奇愛博士：杜導能從您的角度，給現在年輕導演一些建議或忠告嗎？杜琪峰：很簡單的。我用三個詞。第一個是要有passion，熱情。第二個是vision，視點。第三個你要mission，就是你去執行。這三個東西都是很重要的，你有passion沒用的，你執行都不好。你有執行，有passion，但是你沒有視點。你要影響，看完電影能影響人家的，哪怕一點點你就成功了。我講的這三點很重要。本文為頭條號作者原創。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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