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不服從」不等於脫序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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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社論】 2014.04.19 04:01 am

這次學運高掛「公民不服從」的大旗，除發動占領國會、攻占行政院，到後續衍生的群眾包圍警局，乃至反風車團體占領經濟部中庭，均導致警力疲於奔命，而餘波猶未止息。究竟何謂「公民不服從」運動，其界線何在，有必要加以釐清。

「公民不服從」一詞，來自《湖濱散記》作者梭羅在一個半世紀前的一次抗爭。他因不滿美國政府的蓄奴制度及美墨戰爭而拒絕繳稅，從而遭逮捕，在親友代為補繳後隨即獲釋。其後，梭羅寫下了《論公民不服從》一文，說道：「如果一個法律本身很明顯是不正義的，這樣的法律不值得尊重。」其言論，日後深深啟發了甘地的「不合作運動」及金恩領導的黑人民權運動。

這次學運以「公民不服從」之名來反對服貿協議，並獲年輕世代熱列響應，可見梭羅的感染力不減。但別忘了，梭羅的抗議背景是在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南北戰爭之前，那是另一個時空的事。而甘地的不合作運動所對抗的英國殖民體制，及非裔美國人爭取平權的民權運動，都是國家處於莫大的法制不公之境，因而採取「公民不服從」召喚共同反抗。相形之下，台灣已經民主化二、三十年，學生卻以「公民不服從」來反一件區區服貿協議，不僅是殺雞用牛刀，也曲解了手段。

在這次學生架設的網站上，打出了「我是公民，我不服從」的訴求，號召「人民拆政府」，並宣稱這是「新世代人民的不服從義務」。短短幾句話，卻可看出新世代青年對於「公民不服從」其實缺乏根本的認識。

首先，「公民不服從」運動基本上是在憲政和法治的架構下進行，透過抗議手段表達對特定法律或特定政策的反對，目的並非對政府進行全面式的破壞。而這次學運提出「人民拆政府」的口號，許多人喊得興高采烈，目中毫無政府，也不以民主法治為意。回看一百六十多年前的梭羅，他因不服從而抗稅，但他也接受逮捕、繳交罰款；他挑戰的是蓄奴制度，而不是要癱瘓政府。反觀台灣學運，不僅學運領袖標舉支持台獨，它提出的「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版本更是架構在「兩國論」的基礎上，還要求以通過監督條例為退場條件。這些表現，皆已逸出公民不服從的原則與範疇。

其次，梭羅認為，當政府淪為暴政或低效而令人無法忍受時，人民有權拒絕向其效忠，並加以抵制。在這裡，梭羅認為「公民不服從」是一項「權利」。然而，在台灣學運的天真宣傳中，卻把不服從說成是一項「義務」。若連權利和義務都分不清，當個「公民」的資格都不夠，能夸夸奢談公民不服從？何況，以馬政府之柔弱，要擔當「暴政」或「獨裁」之名，未免貽笑大方。

第三，「公民不服從」雖以挑戰不正當的法律或政策為目的，但運動者仍應忠於其他國家法制，願意接受法律的懲罰。亦即，行動者知道自己的行為違法，也願意承受破壞法律的風險。而這次學運的許多參與者，卻以為可以躲在「學運」的光環底下恣意而為，包括入侵行政院、包圍警局、及向分局長說出「暗殺」之語，凡此都已遠遠超越法治的界線。學運一方面侵犯法治，在退場時又要求政府不得「秋後算帳」，否則將重返街頭；這種要脅手法，也有失「公民不服從」的光榮抗爭精神。

我們並不是主張政府應從嚴究辦學運要角，事實上，對於未犯下嚴重脫序行為的參與者，我們認為政府無需過度耗費司法資源窮追猛打。但必須釐清的是：「公民不服從」不是街頭脫序行為合法化的美容膏，社會大眾必須知道其間的界線何在。如果公民不服從可以自命為正當，那麼，服從法治的公民難道都是愚民？

有人批評這次學運有「返祖」現象，原因就在不少參與者對於「公民不服從」這類的民主手段一知半解，且過度濫用，因而助長了理想幼稚化、違法高尚化的問題。這些，由於社會各界對學運的包容，因而不知不覺對民主和法制一再侵蝕。試想，如果有人走進便利超商拿了東西不付錢就走，並聲稱自己是在執行「公民不服從」的抵制財團行動；這種場景，你能想像嗎？如果大家不把界線弄清楚，以當前的氣氛發展下去，那恐怕是遲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