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都會生活最危險的疾病非「它」莫屬！直至今日，現代醫療面臨最大的問題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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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醫療——傳染病 病理學和公共衞生 流行病和傳染病的繼續在世界各地肆虐。某些疾病甚至變得比前幾個世紀更強大，更令人擔憂其致死率。肺結核、傷寒、斑疹傷寒、天花和流感透過過度擁擠的城市貧民窟和下水道而快速蔓延，有時人們甚至稱這些地方為「城市墓地」（urban graveyard）。某些族群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傷害。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出，幼童及老年人較容易感染到各種形式的傳染病，而斑疹傷寒和貧窮與環境骯髒程度特別相關，這也是囚犯和士兵的主要死因之一。飢寒交迫，再加上斑疹傷寒，這正是一八一二年拿破侖率領法國軍隊征戰俄國慘敗的主因。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霍亂疫區）霍亂或許是最能反映出十九世紀都會生活危險性的疾病，這種病跟傷寒一樣會造成軍隊死亡率攀升。在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1854—6年）、美國內戰（American Civil War, 1861—5年）和波爾戰爭（Boer War, 1899—1902年）中，死於霍亂、斑疹傷寒和痢疾的軍人比遭敵軍殺害的還要多。霍亂的首例描述可能是在十八世紀晚期的印度，在那裏第一次將這種病描述成一個有別於其他發燒形式的獨特病症。這種病沿着印度從貿易路線，進入中國、菲律賓、俄羅斯和土耳其。到一八三一年時，霍亂已經達到西歐，在那裡透過船隻橫渡大西洋，抵達加拿大和北美洲，最終再往南擴散，進入墨西哥，再深入南美洲各地。世人對霍亂甚感恐懼不是沒有道理的。感染者會出現難以忍受的疼痛、嘔吐、腹瀉、脫水，最後迅速死亡。因為當時開始採用記錄疾病和死亡率的新方法，並且以統計方法來處理疫情統計數據，霍亂蔓延的速度和對全世界的影響才得以展現出來。在英格蘭，在一八三一到三二年間的六個月內，大約有兩萬兩千人死亡，其中七千人住在倫敦。從一八三一到一八六六年間，在整個英國記錄到的霍亂死亡病例就有十四萬人。在俄羅斯，於一八四七到一八六一年間，有超過一百萬人死於霍亂。高死亡率導致墓地擁擠，又因為草草將屍體埋葬，往往距離地表太近，進一步引發對這疫情大爆發的擔憂。那時期，火葬開始流行，部分原因就是因應社會對感染者屍體造成環境污染的廣泛憂慮。各國對霍亂的反應不一。在英國、美國和德國，霍亂的流行促使各個市政當局建立衞生局，以便監督防治工作。英國於一八三二年通過《霍亂防治法》（The Cholera Prevention Act），授權地方政府當局提供醫療和護理服務來支援霍亂流行的社區，銷毀受污染的衣服和被褥，幫下水道和污水管道加蓋。在美國，則有保健衞生改革遊說團體建議增加稅收來加強公共衞生，並且降低水污染。不過當時對於這種疾病的防治管理並沒有統一的看法。有一派人士，在此簡稱為「瘴氣派」（miasmatists），相信感染源來自遭受污染的水和空氣，強調衞生改革的重要，因此他們堅持要清除貧民窟，掃除街道和河流的污物。而那些認為感染主要是透過人際接觸的人士，簡稱為「傳染派」（contagionists），則認為將感染者或旅客隔離並檢疫是控制疫情的最佳方法。一些地方，毅然決然同時採行這兩種方法，以制止霍亂和其他傳染性疾病的肆虐。然而，正如羅伯特‧克魯克香克（Robert Cruikshank, 1789—1856年）的諷刺畫所點出的，個人和社區依舊對專家醫療建議感到困惑，並且對預防或治療疾病的有效手段有疑慮。英國在爆發第一波霍亂疫情之後，在改善城市環境衞生的諸多嘗試，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律師艾德溫‧乍得威克（Edwin Chadwick, 1800—90年），他不僅大力推動改革，還提出獨到的見解，如一八四二年所寫的︽英國勞動人口衞生狀況報告︾（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乍得威克的努力催生出一八三四年的︽新濟貧法︾。新法基本上認定貧窮是遊手好閒造成的，而不是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因此新濟貧法明文規定，要為窮人成立習藝場所，確保他們得以靠一技之長維生，對於那些閒散、不值得可憐的窮人則有威嚇的作用。身為新創立的濟貧法委員會秘書長，乍得威克日漸意識到貧窮和疾病之間的關係，這讓他展開英國的衞生狀況普查，並繪製出疾病模式的時空分布圖。乍得威克認為傳染病是環境骯髒污物造成的。他提出要建設能供應乾淨衞生的自來水到家家戶戶以及污水管等主要工程，這些日後都成為現代的公共基礎建設的基本。乍得維克的報告深具影響力，甚至超越英國國界，刺激北美和德國進行類似的調查以及公共衞生改革。在一八三○和四○年代，歐洲和美國的國家主管部門所採用的流行病防治策略依舊因為區域和政治制度而有差異。然而，這些最初的公共衞生措施在一八四八年第二次霍亂大流行時受到嚴峻的挑戰，這次的傷亡遠遠超過第一次疫情爆發時的人數。因應疫情爆發，英國政府頒佈了《一八四八年公共衞生法》（Public Health Act of 1848），並依據法案成立中央衞生局，並且鼓勵地方政府當局任命公衞醫療官來擔負改善衞生條件的工作。事實證明這些法律規定毫無效用，因為這次的霍亂疫情造成超過五萬人死亡。北美地區也爆發類似霍亂的疫情，分別在一八四九至五五年間、一八六三至六六年還有一八九○年，重創許多社區；一些城市的死亡率還超過百分之三。各界持續爭議霍亂傳播的確切模式，一直到倫敦的內科醫師約翰‧史諾（John Snow, 1813—58年）調查的結果出爐，真相才逐漸明朗。史諾追蹤在一八五三到五四年間倫敦爆發霍亂疫情時的病例，繪製成一圖表，顯示出在布洛德街（Broad Street）一帶的連續死亡案例可以追溯到亡者家庭共同使用的一口井。為了限制人們取用受到糞便污染的水，相關單位移除布洛德街抽水幫浦的打水桿子，遏止了霍亂在該地區進一步的傳染。史諾的調查證實受污染的水確實會造成霍亂和傳染，就某部分來看，這相當於是佐證乍得威克改善環境有益健康和疾病防治的說法。德國巴伐利亞的化學家馬克斯‧約瑟夫‧馮‧佩騰科夫（Max Joseph von Pettenkofer, 1818—1901年），也強調環境因素的重要，他最著名的事蹟之一是在一八九二年喝下「霍亂水」，以此反駁病菌的存在，此舉導致德國採行與英國類似的衞生措施。然而，史諾後來的研究顯示這種疾病是由有生命的有機體所引起的，最終在一八八四年由德國醫師兼細菌學家羅伯特‧科霍（Robert Koch, 1843—1910年）的研究中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