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希特勒手下種族屠殺第一劊子手！血腥殘殺人數不下數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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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裡希·希姆萊，歷任納粹黨衛隊隊長、黨衛隊帝國長官、蓋世太保首腦、內政部長等要職，是對歐洲600萬猶太人、同性戀者、共產黨人和20萬~50萬羅姆人的大屠殺以及德國對蘇聯的東方總計劃的倡導者和鼓動者；被稱為 “有史以來最大的劊子手”。希姆萊的種族主義由來已久，尤其是在他看到《日耳曼尼亞志》之後，這種觀念愈演愈烈。本書是這樣描述的：希姆萊從朋友那裡借來了一本《日耳曼尼亞志》。當他的火車於1924年9月24日離開蘭茨胡特時，他已迷失在了“我們祖先的那種崇高、純潔而尊貴的光輝形象”之中。他在手中攥著的是一本種族主義運動的指導手冊，他成長於這場運動之中，而這本書則證實了目前為止他所信奉的學說，因為正是這部著作樹立了那些信念。他那沉悶的臉上因罕見的興奮而滿面通紅，他在自己的書目列表上寫下了自己的誓言：“由此，我們將重現輝煌，至少是我們當中的某些人”。而十年之後，他的黨衛軍就代表了這裡所說的“某些人”。

(圖)埃希納斯抄本：塔西佗《日耳曼尼亞志》的開頭幾行

希姆萊的組織把選育一個血統純潔的北歐種族作為其“不可動搖的最終目標”。由於塔西佗所描述的那種“高大體格”是北歐人的一種特徵，因此，黨衛軍的成員就必須要有五尺九寸以上的身高。他們的北歐血統還應該表現在他們白膚金發的外貌上。統領該特遣隊的帝國首領自比為這個民族首要的育種者，他的“任務是通過精心地培育，使現今混雜而腐化的血統重新回覆到那種優良的古老類型”。在這種純潔性的名義下，希姆萊早在1936年時就開始實施“生命之源計劃”。這項計劃會給那些懷孕的婦女——不論她們各自的背景如何——提供產房和便利服務。她們必須要符合黨衛軍規定的那種優秀標準，因為她們的孩子要填充到未來的黨衛軍行列中。

熱切希望推動北歐種族培育的希姆萊私下散佈說，那些希望懷孕的單身女性可以在完全保密的情況下與合適的男子發生關係。與此類似，後來他又打算將重婚行為定為傑出的黨衛軍成員以及戰鬥英雄的一種特殊待遇。正如塔西佗所說，日耳曼諸部族免除了那些社會地位較高的人在一夫一妻制方面所受的限制：理由在於權力，而不在於慾望。對於那些秉具一定智識才賦的金髮碧眼的美女，希姆萊還設想了一個特別的方案：她們應該在一個“女性智慧與文化學院”接受若干門語言的培訓，並且要學習社交藝術、論辯與象棋。隨後，這些“高貴的女性”就會與黨衛軍的高階成員結婚，她們將會在國際舞臺上作為參事顧問參與國家事務和外交事務。

在和持懷疑態度的費利克斯·克斯滕博士交談時，希姆萊又補充說，他心目中的理想是聖潔的日耳曼女性。關於這種“神聖的日耳曼女性”，他在另一個場合也曾反反覆覆地說過，而且通常從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著作中借取那些塔西佗式的論調來作為這一說法的基礎和憑據。瑪佳麗特·博登——希姆萊慈母般的妻子，兩人生有一個女兒——就曾以自己的金髮碧眼吸引了她那位“親愛的小壞蛋”。海德薇·波特哈斯特——希姆萊和其他人都親切地稱他這位長期情婦為“小白兔”——同樣是那種北歐式的外貌，只是更為纖瘦。就希姆萊縈繞於懷的那些煩惱來說，這位帝國首領可謂是頗為不幸。他五尺十一寸的身高符合自己為黨衛軍規定的身高標準，然而，他那黑色的頭髮、近視的眼睛以及平癟的胸膛都體現了他那北歐理想的相反例證。澤-西普魯士省總督阿爾伯特·福斯特於1943年的一次內部調查期間曾吐露說：“我要是生成希姆萊那樣，我都不會提種族這個詞”。與此相反，希姆萊不僅鼓吹日耳曼人的外表，而且還宣揚所謂的日耳曼德行，他自己私底下明白，這兩方面他很多都不具備。

(圖)希姆萊本人的長相併不符合標準

根據1935年11月9日所頒佈的一項法令，黨衛軍士兵要在18歲時開始踏上自己的職業生涯。在此之前，他們應該是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在那裡，他們會被灌輸一些宣傳手冊，比如《扈從——日耳曼人的戰鬥單位》。這本特別的摘錄集乃是從各個作家那裡選錄得來，其目的在於“傳達日耳曼祖先的生活方式與德行操守所體現出的一種印象”，其中還帶有一句塔西佗格言：“始終為一群精挑細選的青年所拱衛，這是最高貴的榮耀，也是最偉大的力量”。在該手冊的結尾處，青年讀者們會通過塔西佗那本最危險的書瞭解到“扈從的榮譽在於戰鬥和勇氣”，這會以納粹的行話來呈現，並且居心叵測地與元首崇拜聯繫起來。這本摘錄還提到，一旦日耳曼的年輕人被他的長輩認為“有從軍資格”，他就會在莊嚴的儀式上從長輩那裡獲得一面盾和一支矛，從此成為“國家”的一名正式成員。

兩千年後，少年納粹在加入黨衛軍時會象徵性地接過一把匕首，從此就成為黨衛軍的一員。儘管這種成年禮源於中世紀的騎士文化，但希特勒青年團卻理所當然地將其視為歷史悠久的日耳曼傳統。相似之處還不止於此。就像這本摘錄對中性的拉丁詞語princeps所作的翻譯一樣，日耳曼的祖先的扈從與“地方首領”那些配備新式武裝的隨從也沒有什麼分別。不管是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只要某個隨從在“他的元首”身邊與自己的同儕競逐到一席榮譽之位，那些被挑選出來的年輕人就要給他提供權力與威望的支援（這又使讀者回到了那句題詞）。這位日耳曼首領為勝利而戰斗的同時，他的隨從也要為他而戰鬥。如果自己的首領戰死而自己卻生還歸來，那麼他就要蒙受羞辱。他們堅信自己的心聲響徹時空，並因他們的祖先而更加響亮，未來的黨衛軍士兵在加入黨衛軍時要作出以下宣誓：“我向您，阿道夫·希特勒，宣誓忠誠與勇氣。我發誓服從您和您任命的上級，至死不渝。願上帝助我”。

(圖)對元首的狂熱或許是納粹最大的特點之一

日耳曼人的自由意志得到了眾多國家社會主義作家的高度讚譽。這些作家大多以塔西佗為參考憑據，然而，這與同樣由意識形態要求的無條件服從相齟齬。塔西佗本人曾經意識到日耳曼人獨立性的弊病：在開會時，戰士們總是遲到，有時還會拖上兩到三天；他們缺乏維持宗族間和平的必要法規；往往互相爭鬥而不是同羅馬人戰鬥。恣意放任的獨立性造成了族群的分裂。他們會作為僱傭軍，使某個敵人得勝而使另一個日耳曼部落失敗。早在16世紀時，海因裡希·貝倍爾就曾堅信，日耳曼人除了其他被遺棄的日耳曼人外不會屈從於任何人。如今，希姆萊宣稱，“唯有我們自己的人纔會給我們帶來真正的危險”，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種族主義真理。他依然將自由意志確立為一種高尚的道德品質，但卻存在著危險的缺陷，他將兩千年的德意志歷史重新講述成一條坎坷的“通向服從之路”：它在元首那裡發現了自己最終的歸宿。希姆萊被這種自相矛盾的淺薄論調衝昏了頭腦，他需要那種“源於血統、榮譽以及自由意志”的服從，這是一種“自願的”服從，“因而更具有約束力”。絕對的自由就在無條件的服從之中：這位老練的空談者再一次沉迷於自己的學說當中。

希姆萊還用輕描淡寫的殘忍談到黨衛軍內部的問題。有一次，他承認像他們日耳曼祖先那樣——將同性戀者和衣投入流沙之中——來處理同性戀者將不再是一種合適的做法。為了取代這種古老的做法（對此，塔西佗與君特都曾論述過），希姆萊打算有組織地清洗那些與同性戀有牽連的黨衛軍成員。當希特勒於1941年下令將黨衛軍成員和警察中的同性戀者處死的時候，他一定認為自己的看法得到了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