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戶籍謄本隱藏了多少中國人口改變的歷史? 人口大遷移的壯觀景象..(25P)

近日，國務院公佈《居住證暫行條例》，明年1月1日起施行。居住證將與戶籍掛鉤，持有人符合居住地政府規定的落戶條件的可以落戶。同時，備受矚目的《北京市積分落戶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也已公佈，一些北漂落戶有望。那麼，幾十年來，中國戶籍制度經歷了怎樣的變遷？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頒佈，三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分得了土地和房屋。然而他們根本不會想到，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他們都不得離開自己的土地，否則他們就會沒有飯吃。圖為20世紀50年代，四川金堂縣農民歡迎土改工作隊進村。供圖|FOTOE






新中國成立最初幾年，城鄉之間沒有戶籍壁壘，人們可以自由遷徙。1953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全國總人口約為6.02 億，其中農村人口約5.05 億，城鎮人口約7725 萬。圖為1953年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前，北京西單地區派出所進行選民登記。吳寶基/FOTOE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召開，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理論上在城市中已經有生活基礎的人，都可以成為城市居民。圖為1954年國慶大遊行中，“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佈”花車經過天安門。高帆/CFP






然而從1953年開始，國家開始實施重工業優先的蘇式工業化戰略。為了從農業提取積累，政府採取統購統銷政策，拉大工農業剪刀差，農民的糧食只能按照規定價格賣給國家，而不能賣給商人。從此，中國社會有了商品糧、農業糧之分。圖為農民向國家交公糧。魏德忠/視覺中國






“統購統銷”分配的依據就是戶口。政府一方面在城市關住城門，用戶籍制度保證城市居民的食品供應；一方面在農村拴住農民的腿，通過農業集體化，把農民組織到農業合作社中，拴在土地上。圖為五十年代農民報名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俄國慶提供/FOTOE






到了1954 年，統購統銷已經不僅限於糧食，油料和棉花等也都被納入其中。計劃經濟體制一步步確立起來，中國進入票證時代，國民的一切生活用品都要憑“票”購買。圖為1958年，人們在南京六合縣供銷社憑布票買布。曉莊/CFP




對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定型最為關鍵的是“大躍進”運動。“大躍進”興起後，大量農民被招工進城。失敗後，大部分人又被壓縮回了農村。1958年1月，政府出臺了《戶口登記條例》，標誌著中國城鄉二元戶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圖為大躍進期間，人民公社大辦食堂。供圖/FOTOE






此後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切福利待遇，不管是公費醫療、退休金，還是產假、喪葬撫卹都成為城里人的特權，農村人和城里人成為兩個階層，甚至事關生死。1959-1961年，真正餓死的城里人很少，絕大多數是農村人。圖為1959年南寧市民到派出所報戶口。何國正、高伯鈞/新華社






1968年，毛澤東發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政治運動。知青們奔赴新疆、內蒙古、黑龍江等地農墾，他們有人在一分鐘裡放棄城裡戶口，卻怎麼也想不到，知青回城難，有人回城要花30年，甚至一輩子都回不來。圖為1969年，北京火車站，知青奔赴陝北插隊落戶。供圖/FOTOE






在僵硬的戶籍制度下，各地普遍出現了夫妻長期兩地分居的情況。農村年輕人想走出農村變成城市戶口，只有兩個途徑：一是當兵再提幹，二是考上大學。圖為湖南益陽某居委會門前張貼的關於‘農轉非’名單公告。陳小鷹/新華社






改革開放初期，政府開始允許農村人進城務工。當時出於保護城市的考慮，最初的政策是“離土不離鄉”。“農民工”這個稱謂由此而生。同時，政府還出臺了嚴格控制農業戶口轉為城鎮戶口的“農轉非”政策。圖為1990年，遼寧瀋陽紅旗廣場的外來打工者。攝影/朱憲民






1984年，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於農民進入城鎮落戶問題的通知》，文件規定，有經營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鄉鎮企業單位長期務工的，公安機關應准予落常住戶口，部分農民獲得遷徙自由。圖為1986年，廣州火車站廣場的外省打工妹。安哥/FOTOE






九十年代以前，更多的進城務工農民被稱為“盲流”。在全國的“盲流大軍”中，還夾雜著一支躲避計劃生育的“超生游擊隊”。超生，無論對城里人還是農村人來說，都意味著“黑戶”。這是1989年，北京火車站的農民工大軍裡，一位四川婦女（中）想去內蒙再生一個兒子。嶽景春/新華社






有很長一段時期，農民進城打工必須三證齊全，三證即身份證、暫住證和用工證明，三者缺一不可，否則會被收容遣送。2003年，大學畢業生孫志剛就是因為身上沒有帶暫住證而被收容，並遭野蠻毆打致死。圖為1996年，北京警方清查沒有合法手續和有效證件的“盲流”。任海霞/中新社






在中國，戶籍壁壘產生了很多社會問題，比如“黑戶”、大城市新生兒上戶口難、部分城市外地大學生因集體戶口而不能結婚等等。2006年，因已出生43天的兒子一直上不上戶口，33歲的北京昌平人劉某犯抑鬱症將兒子摔死，經審理劉某被判刑十年。圖為劉某在法庭上。供圖/視覺中國






2000年以來，國家已開放了中小城市的戶籍，一些省會城市也放寬了進城務業的戶籍政策。而在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很多畢業生只有工作，沒有戶口，他們的戶口回原籍或者落在了其他城市。由此，這些人成了中國“漂一代”。圖為北京的畢業生。供圖/視覺中國






北京近日公佈了《北京市積分落戶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至此，北上廣深這四個市區常住人口超千萬的超大城市，均已提出或實施各自的積分落戶指標體系。但四大城市3000萬常住外來人口能通過積分落戶的只會是鳳毛麟角。圖為2013年北京秋季房地產展示交易會上。供圖/視覺中國






特大城市的積分落戶中很多硬性指標，比如學歷，又是大多數農民工可望而不可及的。為大城市奉獻青春的他們，是否依舊處在城市社會最低端？他們的子女在城市上學是否仍是一個問題？圖為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紅牆下休息的農民工。攝影|李江鬆




轉載自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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