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高級公務員的自白：為甚麼我不認同佔中但支持學生

:0:0

這幾天新聞鋪天蓋地，social media帖文亂飛，大家爭相參與的參與、表態的表態、歸邊的歸邊、中立的中立、批判的批判、感性的感性。我看熱鬧之餘卻感到困惑，特別是看到一些自小相識、背景相近的同輩，在事件上的想法卻完全迴異，他們憂慮甚至反對學生運動的立論和理據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並非我不能夠接受有人有這樣的想法，而是很難想像是怎樣的經歷令他們產生了這些想法，相識數十年的朋友彷如擦身而過的路人般陌生，令我開始質疑問題是否在於自身。所以我抽離思考整件事件背後，這是我被進一步洗腦前的備忘錄。

首先利益申報，我有利益衝突－我受公帑薪水（出賣肉體和部分靈魂），立場保守偏右傾（認同市場經濟小政府但在思考資本主義壟斷），厭惡講了無需負責的政客（工作關係令我對建制和泛民兩邊都很反感），不認同佔中（但從無打算簽反佔中），有條件移民（上次有機會我選擇留港），父母都是逃共分子（對共產黨反感但不會對抗），無大陸生意（但有人民幣存款和H股），受香港經濟影響不大（好壞都不會太受惠或受害）。可以說如果佔中不幸令香港出亂子的話，我的機會成本很低，所以假若你認為我在說風涼話，我真的沒有可以辯駁的餘地。

我一直希望佔中不會發生，或者發生也只像濕水煙花般火花不多不能持久，歷史特別是中國歷史告訴我們與強權抗爭絕大多數情況不會有好結果，而即使少數情況出現也大多只是那幾個精於權術謀略的野心家得益，黎民大多作了犧牲品。廿多年工作需要緊貼時事觀察，即使加上近幾年北京對香港態度轉變，我仍一直以為，只要北京維持選委會八分之一入閘，在提委會組成上留些幻想空間，再加一些家長式的苦口婆心，那現實的香港人必定會「袋住先」，溫和泛民也有轉軚的借口，而甚麼公民提名、佔領中環、國際標準、真假篩選都只會變成背景雜音。然後大家繼續生活，就像沒事發生過一樣。

一言以蔽之，苟活了四十多年的我犬儒。再說白一點，近年來我已對香港人（包括我自己）不抱甚麼希望。

結果是8月31日人大常委決議的三度大閘，跟着是北大人你要也罷不要也罷的言論，再來是政府「袋住先」的宣傳（應該是人大常委還沒有定稿前已拍好），泛民不論溫和或激進及他們的支持者或同情者的反應應早在預計之中，在位者和建制派也將反應定性為自身利益（能否入閘）和情緒發洩。而事實上，整個9月上半泛民的反應與小孩「��地」無異而且極度溫吞水，令人以為北京跟洋蔥圈的「公我嬴、字你輸」策略竟會成功，然後除了拿龍獅旗或者戴V煞面具的人可以繼續表演外，其他的香港人縱有百般不情願也只有認命，方案通過的話只是在提委會選完之後（不要忘記提委會即選委會，而選委會過半是現時當選的標準）再由香港市民去蓋個章確認，否決原地踏步也只是香港人活該。

這裡要先交代一些魔鬼細節，人大的決議有幾個關節眼值得注意，而大部分評論到目前在這幾點上其實不甚了了。第一，決議指明提委會產生二至三個候選人，律師友人（對基本法有研究的，不是一般的事務律師）指出，這代表不可以多於三個或只有一個候選人的情況；第二，決議對提名委員會的提名及投票方式具體而微，規定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注意是全體委員，不是投票委員，也不是有效票數）半數以上的支持，但對全港市民投票方式留白，官方說法是保留討論空間。之後不斷有論述謂市民「守尾門」，用手上的票可以把不中意的候選人踢走。

然而上面提到的細節，確保了(1)只有一個候選人的情況不存在，因此亦不存在必然需要信任票（即必需取得超過50%選民或選票或有效票）的情況；(2)在二至三個候選人的情況，亦並非必然要求候選人要取得50%選民或選票才可以當選（可以是最高票者當選），而即使要求候選人要取得50%有效票，選民也沒有投白票去否決候選人的權利（白票不算作有效票）。疑點利益關係，或許現時我們不應過分陰謀論去分析，但形像地舉例，假如最後只有洋蔥圈、飯焦和左王剛作候選人的情況，即使40%選民投白票，洋蔥圈仍以20%票當選的可能性絕對存在。然後洋蔥圈就名正言順地得到「選民授權」代表全體香港人去施他的政。姑勿論篩選是否可以接受，這樣的普選授權制度本身只會製造更多合法性（legitimacy）不足的問題（起碼現時我可以說洋蔥圈即使間選也不是我選的）。

泛民、學生和民眾「情緒發洩」過後，我為這麼多香港人能夠如此勇敢而冷靜地走出來作大規模和平示威而感到驕傲，但仍不認同佔中的動機和訴求，到現時即使佔中遍地開花而且規模比所有想像都要大，我仍然現實地認為學民、學聯和佔中要求特首辭職下台、人大撤回決議是緣木求魚，認為公民提民根本是對錯焦的red herring（要普選有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擇，公民提民並非唯一方法？）。現時的佔中無疑是一個僵局，2003年的歷史亦不會重覆（而我認為2003年百萬人上街逼使董生下台是一着錯着，只加深了北京對港人的猜忌）。

然而，我還是支持學生運動，不是因為我認為學生全對，而是因為我認為我們大部分人都弄錯了。對強權妥協、妥協再妥協，是香港人必然的選擇和結果嗎？事到如今，佔中最大的意義可能並不在於達致任何實際結果，而是讓我們這些在溫水裡差不多已經煮透的青蛙（一次extended slow cook)，一次政治覺醒的機會（有可能是最後一次，對上兩次已是89和03年），讓我們重新思考和尋回身處於香港作為香港人的內涵和意義。現時大多數的爭論都停留在運動本身的表徵、影響、演進和後果，但絕少有人追溯運動背後的歷史背景和政治意義，從而評論運動和決定立場。香港人特別是媒體和評論人近年似乎可能集體重金屬中毒，對於任何多於三個月前發生的事情都患上失憶。

事情其實要回到80/90年代，香港經歷82/83香港前途問題危機，84年人心虛怯時的士司機暴動，代議政制綠皮書發表，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北京正式將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定為香港回歸的國策，85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86年港督尤德逝世衛奕信上場，87年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發表，88年港人爭取直選，89年六四事件，有香港委員（包括李柱銘、司徒華）辭去基草委一職，90年人大匆匆通過基本法（回歸後數次基本法解釋，以至現時的政制爭議，追本溯源都可以歸結於基本法草擬工作），收緊和放慢回歸後落實港人治港的民主化進程，92年彭定康取代衛奕信，預示對抗以達致英國光榮撤出（graceful exit）的策略，93年北京成立預委會，95年彭定康新九組變相直選引來北京文攻，96年北京成立籌委會，並且決定「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取消「直通車」（即95立法局無法過渡97）。

整個過程其實都只是中英雙方的角力，北京與英國都刻意將香港人排除在外（「沒有三腳櫈」），但同一時間雙方都努力爭取香港民意（英國）或統戰香港各界（北京），以示自己代表香港利益。然而不論動機如何，客觀結果就是香港回歸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及全面普選掛了鈎。直接地說，就是香港回歸（或被回歸，端看你的立場）這個「刁（deal）」，是包括了香港人可以維持與內地不同的制度與生活方式，在主權和軍事外交範圍以外的事情上自治，而且「最終」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直接選舉政治首長及立法機關。

97回歸以來，北京對於這個「刁」的首兩部分還算數，但隨時間過去越來越明顯的是，第三部分香港的政治制度已經不能承擔香港社會所需要作而且必須作的政治抉擇，港英和特區政府這張信用咭過去累積的政治信用限額已經「碌爆」，政治作為消弭社會不同階層界別利益矛盾的機制已差不多完全失效，政府包括政治委任團隊和行政會議，以至立法會均沒有足夠的政治能量去推行任何富爭議性的決定。連帶沿用港英政府過去「行政吸納政治」模式、合法性來自政府延伸和立法會背書的各層法定組織和諮詢架構，也開始失靈。

這問題北京以至香港建制派未必不認識，董生2002年引入問責制，撇除去AO化的考慮，不無希望從行政主導過渡至一定程度的政治主導，而煲呔曾提出但從未實現的管治聯盟，也很大程度是希望增加政府的政治能量的嘗試，然而兩任行政長官都無法避免認受性由上任開始直綫下降的宿命，而回歸以來推行真正具重大政策性轉變的公共政策，只有強積金和最低工資，前者是中央公積金鍛羽後受財經業界支持的替代產物，而後者還是由西環出手才把商界的反對壓下去，相比之下，地鐵領匯上市均只是為勢所逼（財政赤字）。

與此同時，我們看到的是越來越多民粹措施與保守政策同時矛盾並行的奇景，例如公屋免租但拒絕租管，全民派錢但拒絕全民退保，推自由行但拒絕檢討移民政策，反映的是政府施政的困局。而洋蔥圈上場，競選的多場鬧劇已令他沒有過往兩任的疑點利益和蜜月期，過去兩年他領導的政府認受性亦重覆同一軌跡直綫下降，而由於一開始基數奇低，現時政府的認受性可以說已經破產。在現時的體制下要求這個政府推行諸如三堆一爐、垃圾徵費、最高工時、全民退保、開拓新市鎮、甚至興建和規管骨灰龕等這些富爭議性、需要以公權力凌駕少眾利益的政策和措施，絕對是強人所難。而即使是立法會即使是直選議員，也越來越明顯不再能夠駕馭形勢，經常落後於民意只能跟着群眾走（或者更進一步煽風點火）。立法會已成為製造而非解決政治問題的地方。

要解決這個困局，唸過政治101的都明白最王道的方法是改革政治體制，增加產生政治領袖機制的民主成分，並且增加政治委任團隊與民選立法會黨派的聯繫，從而提高政府的整體認受性，以及確保政策可以在立法會得到支持。然而，人大決議反其道而行，後果只會是日後政府管治更加困難，而政治信用卡「碌爆」的結果，將會是任何少數利益和壓力團體均可以「追數」，政府更傾斜於個別利益團體（並不限於財閥，公屋居民、工會、個別業界也都是「追數」的常客），尋租行為無日無之，公眾利益將只存在於口號或課本，而不再是政府施政的準則。政府的管治操作將只有利益、沒有政治。而當不同利益無法全部滿足（始終財政儲備有用完的一天），甚至這些利益之間產生直接矛盾（畢竟很多情況都是零和遊戲），結果只會是更大規模的動員和更直接的衝突。

我們可能永遠無從得知現任政府和香港建制派對人大決議有多大影響力，但如果這個比最保守的政黨建議都還要保守的政改框架是現政府和建制派一手促成的話，我們不禁要懷疑他們到底有甚麼想法。一個沒可能有政治勢力和立場輪替、沒可能容許在政治光譜上鐘擺的「普選」，真的可以讓政府得到應有的認受性去施政嗎？如果通過這樣的「普選」最後得到的是「A貨」認受性，我們會不會只是將政治炸彈推遲引爆，甚至令大多數人覺得受騙而日後引起更大的反彈？再說白一點，我們的社會合約（獅子山下精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大市場小政府）其實已經早已在不知不覺間失效，而要重建一個大眾接受的新社會合約，無可避免必定需要政治鐘擺，觀乎台灣的經驗，社會回歸正常政治運作和民眾政治想法成熟，是在政府從國民黨到民進黨再回到國民黨手上才算真正完成。

因此，若果今天不從香港政治體制上解決政治認受性的問題，明天我們只會見到更多因為政治機制失效而出現的更大規模衝突。所以一些論述謂香港需要循序漸進、太急進會引起動亂的想法，根本就是本末倒置。至於另一種說法謂北京需要考慮全國各地形勢，不可能冒險讓香港在政治民主化上走得太前，這是更加倒果為因的想法，政治體制就是為了解決矛盾維持社會穩定，北京若果因為維穩的考慮而不去根治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這樣真的能維持香港甚或內地長遠穩定嗎？除非北京已經決心以軍事和保安力量去解決任何香港可能出現的政治機制失效，否則香港未來深層次矛盾爆發時，香港和國家須付出的代價更大。

從這個角度看，學生的運動，尤其是現時這樣一個和平有秩的運動，其意義便在於避免將來可能出現的更混亂、更暴力的局面。如果香港人能夠覺醒這一點，我們便應當支持學生、保護學生、並且要求我們的政府趁現在還有機會去解決這個來自政治體制上的問題。擱筆之際，新聞傳來零星衝突的消息，示威者封鎖龍和路、封鎖政府總部。我相信這會令更多人對運動懷疑甚至反感。但我希望大家可以將眼光放闊一點，今天的小「亂」相對於未來更大的動亂只是小事幾椿。昨天到中環金鐘一帶看學生，最令我眼前一亮的不是井然的秩序或者學生的自發，而是學生四處張貼的「勿忘初衷」（爭取民主），我們的學生似乎腦筋比我們很多的成年人都要清醒，而我們對學生即使覺得他們有做得不對的地方，但又能否做到像香港第一代人（呂大樂所言）般包容我們的下一代？

然而，看着眾多舊同學友好紛紛藍絲帶藍衣，而且互傳一些來源可疑的文章，勸喻大家不要支持學生和群眾違法的佔中，我不禁要問：香港人，你覺醒了嗎？

P.S. 我沒有unfriend過任何人。

[圖擷取自網路，如有疑問請私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