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代皇帝对明朝亡国之君的某一遭遇充满了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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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武帝刘裕残杀了禅位给自己的晋恭帝司马德文。该行为，在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上开了一个坏头，从此，历朝历代的亡国之君都难得善终。在这种血腥惯例下，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算得上是个幸运儿。溥仪于1909年即位，年号宣统，称宣统帝。...

宋武帝刘裕残杀了禅位给自己的晋恭帝司马德文。该行为，在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上开了一个坏头，从此，历朝历代的亡国之君都难得善终。在这种血腥惯例下，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算得上是个幸运儿。
溥仪于1909年即位，年号宣统，称宣统帝。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被迫退位，清朝统治结束。
当时，民国政府与清室协商，保留了许多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承诺每年支付清室费用400万两银元，新币发行后，改为400万元，并同意溥仪暂居紫禁城。
这样，溥仪躲过了亡国之君不得好死的噩运，以废帝的身份仍然在紫禁城过着优哉游哉的幸福生活。
溥仪晚年著有自传《我的前半生》，书中有一段，特别提到了明朝亡国之君崇祯。
他说：「我从前听人家讲明朝崇祯皇帝的故事，听到最后，说崇祯身边只剩下一个太监，我就觉着特别不是滋味。」为什么会这样呢？

溥仪在书中是这样写的：据说曾有一位青年，读《红楼梦》时大为惊奇，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贾母、王凤姐这样人身后和周围总有那么一大群人，即使他们从这间屋走到隔壁那间屋去，也会有一窝蜂似的人跟在后面，好像一条尾巴似的。其实《红楼梦》里的尾巴比宫里的尾巴小多了。《红楼梦》里的排场犹如宫里的排场的缩影，这尾巴也颇相似。我每天到毓庆宫读书、给太妃请安，或游御花园，后面都有一条尾巴。我每逢去游颐和园，不但要有几十辆汽车组成的尾巴，还要请民国的警察们沿途警戒，一次要花去几千块大洋。我到宫中的御花园去玩一次，也要组成这样的行列：最前面是一名敬事房的太监，他起的作用犹如汽车喇叭，嘴里不时地发出「吃——吃——」的响声，警告人们早早回避，在他们后面二三十步远是两名总管太监，靠路两侧，鸭行鹅步地行进；再后十步左右即行列的中心（我或太后）。如果是坐轿，两边各有一名御前小太监扶着轿杆随行，以便随时照料应呼；如果是步行，就由他们搀扶而行。在这后面，还有一名太监举着一把大罗伞，伞后几步，是一大群拿着各样物件和徒手的太监：有捧马扎以便随时休息的，有捧衣服以便随时换用的，有拿着雨伞旱伞的；在这些御前太监后面是御茶房太监，捧着装着各样点心茶食的若干食盒，当然还有热水壶、茶具等等；更后面是御药房的太监，挑着担子，内装各类常备小药和急救药，不可少的是灯心水、菊花水、芦根水、竹叶水、竹茹水，夏天必有蕾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金衣祛暑丸、香薷丸、万应锭、痧药、避瘟散，不分四季都要有消食的三仙饮，等等；在最后面，是带大小便器的太监。如果没坐轿，轿子就在最后面跟随。轿子按季节有暖轿凉轿之分。这个杂七夹八的好几十人的尾巴，走起来倒也肃静安详，井然有序。然而这个尾巴也常被我搅乱。我年岁小的时候，也和一般的孩子一样，高兴起来撒腿便跑。起初他们还亦步亦趋地跟着跑，跑得丢盔曳甲，喘吁不止。我大些以后，懂得了发号施令，想跑的时候，叫他们站在一边等着，于是除了御前小太监以外，那些捧盒挑担的便到一边静立，等我跑够了再重新贴在我后边。后来我学会了骑自行车，下令把宫门的门槛一律锯掉，这样出入无阻地到处骑，尾巴自然更无法跟随，只好暂时免掉。除此以外，每天凡到太妃处请安和去毓庆宫上学等等日常行动，仍然要有一定的尾巴跟随。假如那时身后没有那个尾巴，例会觉得不自然。

除了出入仍保持有这种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排场外，废帝溥仪在吃饭穿衣上的奢靡豪华同样令人咋舌。
溥仪在书中接着这样写：隆裕太后每餐的菜肴有百样左右，要用六张膳桌陈放，这是她从慈禧那里继承下来的排场，我的比她少，按例也有三十种上下。我现在找到了一份「宣统四年二月糙卷单」（即民国元年三月的一份菜单草稿），上面记载的一次「早膳」[注]的内容如下：

口蘑肥鸡、三鲜鸭子、五绺鸡丝、炖肉、炖肚肺、肉片炖白菜、黄焖羊肉、羊肉炖菠菜、豆腐、樱桃肉山药、炉肉炖白菜、羊肉片川小萝卜、鸭条溜海参、鸭丁溜葛仙米、烧茨菇、肉片焖玉兰片、羊肉丝焖跑跶丝、炸春卷、黄韭菜炒肉、熏肘花小肚、卤煮豆腐、熏干丝、烹掐菜、花椒油、炒白菜丝、五香干、祭神肉片汤、白煮塞勒、烹白内。
一个早餐，就有这么多菜式，那么，以一个月论，要花多少钱呢？
溥仪说：我找到了一本（宣统二年九月初一至三十日内外膳房及各等处每日分例肉斤鸡鸭清册》，那上面的记载如下：
皇上前分例菜肉二十二斤计三十日分例共六百六十斤
汤肉五斤共一百五十斤
猪油一斤共三十斤
肥鸡二只共六十只
肥鸭三只共九十只
蒸鸡三只共九十只
此外，还有太后和几位妃的分例。我这一家六口，总计一个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八十八只鸡鸭，其中八百一十斤肉和二百四十只鸡鸭是我这五岁孩子用的。此外，宫中每天还有大批为这六口之家效劳的军机大臣、御前侍卫、师傅、翰林、画师、勾字匠、有身份的太监，以及每天来祭神的萨满等等，也各有分例。连我们六口之家共吃猪肉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二斤，合计用银二千三百四十二两七钱二分。除此之外，每日还要添菜，添的比分例还要多得多。这个月添的肉是三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猪油八百十四斤，鸡鸭四千七百八十六只，连什么鱼虾蛋品，用银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一两七分，加上杂费支出三百四十八两，连同分例一共是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两一钱九分。显而易见，这些银子除了贪污中饱之外，差不多全为了表示帝王之尊而糟蹋了。这还不算一年到头不断的点心、果品、糖食、饮料这些消耗。
吃饭是这样了，再来看穿衣。
溥仪自己说：饭菜是大量的做而不吃，衣服则是大量的做而不穿。这方面我记得的不多，只知道后妃有分例，皇帝却毫无限制，而且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我手头有一份改用银元以后的报账单子，没有记明年代，题为「十月初六日至十一月初五日承做上用衣服用过物料复实价目」，据这个单子所载，这个月给我做了：皮袄十一件，皮袍褂六件，皮紧身二件，棉衣裤和紧身三十件。不算正式工料，仅贴边。兜布、子母扣和线这些小零碎，就开支了银元二千一百三十七元六角三分三厘五毫。

对比一下同为亡国之君的崇祯，大明帝都北京城未失陷之前，崇祯还是天下之主，但为国事操劳，席不暇暖，有一次，因为太过劳累，在入宫去见熹宗的懿安皇后时，竟然睡着了。崇祯不但吃不好睡不好，因为国库和内帑已空，穿的衣服破旧，在和大臣廷对的时候，极力遮掩衣服上的补丁……
溥仪因此慨叹自己说：「帝王生活所造成的浪费，已无法准确统计。据内务府编的材料，《宣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记载：民国四年的开支竟达二百七十九万余两，以后民国八、九、十各年数字逐年缩减，最低数仍达一百八十九万余两。总之，在民国当局的纵容下，以我为首的一伙人，照旧摆着排场，按原来标准过着寄生生活，大量地耗费着人民的血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