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報報／張澤群4次高考才考上　被鄰居調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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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澤群，1982年—1985年四次參加高考，終考入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播音系。現為中央電視台主持人。大中小上世紀70年代末，恢復高考的頭幾年，在周圍一片「不上大學就沒有出路」的氣氛中，張澤群在機關大院大禮堂裡看電影，去學校排練文藝節目，做一個少年內心想做的事兒。根據鳳凰網報導，當高考降臨在他身上，他看到的是一個硬幣的正反面：失敗，就得去社會上晃蕩;成功，則意味著擁有更多選擇的可能。為了那一點兒「可能」，張澤群從1982年到1985年連續四次參加高考，終考上北京廣播學院播音系。他說，四次高考讓他相信天道酬勤，相信公平正義，相信可以完全通過自己努力、不憑藉任何運作，去實現自己的夢想。2013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新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的張澤群坦言最關注教育公平問題，他還為河南考生呼籲「高考公平」。在他看來，天道酬勤、公平正義，是恢復高考之後在幾代人心中確立的價值理念，在如今這個時代，更加不能變。談少年時光「感謝父母沒逼我去學習」剝洋蔥：1977年恢復高考時，你對當時的情景有什麼記憶？張澤群：那一年我12歲，上中學的頭一年。我生活在河南鄭州的一個機關大院裡，高考恢復的消息傳到院裡，立馬就炸開了鍋，那時候積累了很多「待業青年」，包括一些返城的知識青年，大都無所事事。聽到消息後，他們都打算去參加高考。有件事情我印象特別深，有一天院裡來了一輛大卡車賣輔導資料，大伙兒都圍著卡車買書。我父親也買了一套，是「文革」前出版的《數理化自學叢書》，全是臨時複印的，一共17冊，捆成一扎。當時社會上已經流行「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觀念。我翻開一看，全都看不懂，我那時數學才剛學到因式分解。剝洋蔥：你父親為什麼也買了一套？張澤群：主要還是一種氛圍。當時在院子裡，幾乎所有人都在談論高考。在高考中斷期間，「大學」基本是淡出人們視野的辭匯，但我不止一次聽到過。1976年，我小學五年級，當地有個豫劇團演一場戲，把我拉過去當臨時小演員，演完後，劇團想把我留下來當學員。那時候被劇團看上，相當於一下子解決了工作。周圍人都說，孩子這麼小就能出來掙工資了，多好的事兒。但我媽一口就回絕了，說「我們家孩子以後還要上大學呢」。一年之後，就恢復了高考。剝洋蔥：所以你從小就生活在「要上大學」的氛圍中？張澤群：其實並不是，我父母只是模模糊糊給我指引了一個大方向，但基本上沒怎麼干涉過我，沒給我下達過「一定要上某某大學」的指令，沒讓我承受過大的學習壓力。中學開始，大院裡禮堂每周放三次電影，一晚上放兩部，我經常泡在裡頭。別人都在看書、學習時，我看了各種各樣的老電影。高考恢復後，社會上已經開始有「不考大學沒有出路」的觀念，但父母親從沒逼我去學習，有時我父母還會主動去幫我拿電影票。我的童年和少年時光過得非常愉快，成了老電影的「骨灰粉」，為此我特別感謝我父母。剝洋蔥：除了看電影，中小學時還有什麼經歷？張澤群：我從小就喜歡文藝，是學校裡的文藝積極分子。從我小學開始，學校裡就有宣傳隊，很多孩子小學時還參加，上中學後就陸續退出了，但我還願意參加。有天晚上我和我父親說在學校複習功課，其實是偷偷跑去排練節目了，我父親知道後也不罵我，只是說：「你要是喜歡排練就去，又不是幹什麼壞事兒，不用撒謊。」初中時，有些孩子就立志要考大學，開始看更高年級的課本。我仍舊沒覺得有什麼壓力，後來才慢慢感受到。剝洋蔥：什麼時候開始感受到這種壓力？張澤群：1981年高一要結束時。那時候高中唯讀兩年，高二就要面臨分班、高考了，我才發現自己的成績真的落下了，已經跟不上其他同學。我開始準備複習，到了高二最後一個學期，我17歲，知道自己成績不好，可能考不上大學了，才開始想：將來怎麼辦？周圍有一些沒考上大學的年輕人，只能進入街道或單位組織的社會服務社，等待分配工作，說白了就是瞎晃悠。我覺得這是一件挺可怕的事兒，沒有一份固定工作。等到我也可能面臨這種狀況時，才有點慌了。我就是不想在社會上瞎晃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