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坐過牢、被逼供、被鬥爭..... 上海最後名媛傳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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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念原名姚念媛，她父親曾留學日本，後任北洋政府官員。1931年，她在天津南開女中唸書時，曾四次登上《北洋畫報》封面。鄭念後來畢業於燕京大學，30年代留學英國，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在學校認識正攻讀博士學位的留學生鄭康祺。他們結婚並完成學業後，抗戰已爆發，兩人1939年來到戰時陪都重慶，鄭康祺任職於外交部，後被派駐澳大利亞。

1949年秋，鄭念夫婦回國。後來他們留在大陸，鄭康祺曾擔任市長陳毅的外交顧問，又出任英國殼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總經理，殼牌石油是一九四九年後唯一留在大陸的西方石油公司。1957年，丈夫病逝，鄭念擔任英籍總經理的顧問，有時代理總經理，直到文革前夕殼牌石油公司撤出大陸。

在50~60年代，像她這樣完全維持了舊日生活方式的家庭，寥寥無幾：跟外國友人往來，有男女僕人和廚師，生活精緻優裕，家裡陳設明清古董，穿旗袍而不穿解放裝──她的英國朋友說，她家“是這個色彩貧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滿幽雅高尚情趣的綠洲”。這種既優越也不乏張揚的生活方式，在越來越無產階級化的上海，即便作為統戰物件，仍然顯得太與眾不同，可能也令某些人側目。

除了丈夫過早去世，鄭唸作為學生、外交官夫人和外資企業高階職員的前半生，基本上是風和日麗的。文革浩劫，徹底摧毀了她的生活，她淪為單身牢房的階下囚，遭監禁數年，在上影廠當演員的獨生女兒也被迫害致死。1973年出獄後，她住在上海太原路，處境比獄中雖有天淵之別，但仍被暗中監視。

鄭念在文革初期被抄家、軟禁，1966年9月被視為英國間諜入獄。有漫長的六年半被單獨監禁，受到輪番審訊、拷打。無人交流的孤寂，對女兒的擔憂，精神和肉體難以承受的折磨……也曾令她身心俱疲、消沉絕望，還幾次因肺炎、大出血病危住院。

為了讓她承認那些莫須有的罪行，鄭念曾經有十多天雙手被反扭在背後，手銬深深嵌進肉裡，磨破面板，膿血流淌，度日如年。她每次方便後要拉上西褲側面的拉鍊，都勒得傷口撕肝裂肺的痛，但她寧願創口加深也不願衣衫不整；有位送飯的女人好心勸她高聲大哭，以便讓看守注意到她雙手要殘廢了。而鄭念想的是：怎麼能因此就大放悲聲求饒呢？“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纔可以發出那種嚎哭之聲，這實在太幼稚，且不文明。”

當健康狀況惡劣到身體和思維都接近崩潰時，鄭念自創體操，強迫自己悄悄鍛鍊身體──比大把脫髮和牙齦出血更令她恐慌的，是身體虛脫後思索能力的衰退；她每天花幾個小時學習並背誦毛澤東語錄，既活躍腦力，也使自己獲取與審訊者辯論的依據，結果是她比審訊者更熟悉那些語錄；她也打撈埋藏在記憶深處的唐詩，背誦並欣賞那些天才之作，沉浸在不朽詩句和美妙意境之中。

鄭念講述，她在獄中用種種方式維護精神的健全，為了抵禦與世隔絕的極度孤寂，有時甚至主動出擊，故意與看守爭辯，哪怕因此而遭致拳打腳踢、被稱為“瘋老婆子”。在她看來，“抗爭，也是一種積極的舉動，比忍耐、壓抑，都容易振奮人的精神。”

審訊者不僅無法讓鄭念認罪，也沒能用自己地位的優越，擊碎她骨子裡的高傲：她除了自證清白，也不誣陷他人，甚至膽敢為劉少奇辯護；她身為囚犯，卻不肯卑怯地示弱、乞憐；她跟他們鬥智鬥勇，思辨與表達能力、智力水平都明顯高出一籌；即使飢寒交迫、瀕臨死亡，她仍然竭力秉持整潔的習慣，那份矜持、清雅氣質，並未在非人的處境中全部磨損。教養的光線有時候很微弱，只能照見一己一身。然而，憑藉這粒微光，加上非同尋常的強硬個性，鄭念以纖弱之身，獨自抵禦了世間的酷烈、人生的無常，這種“窮且益堅”的力度、韌性，異常動人。

出獄後，鄭唸的體重只有七十七斤，比入獄前減輕了三十斤。時隔多年第一次照鏡子，看到自己的衰老、憔悴模樣，她大吃一驚，“只有一雙眼睛顯得特別明亮，這是因為我隨時要提防外界。”這股犀利警覺的眼神，貫穿其晚年，和手腕的傷痕一樣，是牢獄生活留下的印記。

文革結束，鄭念獲得平反，處境完全改善。老太太出國時已經六十五歲，又積極去適應新環境，著書、演講，抵禦老來的病痛、孤獨和飄落異鄉的悵惘。她中年喪夫，晚年喪女，九死一生，病逝於華盛頓，享年九十四歲。

1980年，鄭念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後定居美國。1987年，她出版英文版回憶錄《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轟動英美文壇。這是最早在海外出版的講述文革中個人遭遇的作品。1988年，程乃珊母女將其譯為《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藝出版社首印五萬冊，很快銷售一空。

《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是鄭念的自傳，記述了她經歷的文革。這個以間諜罪名坐六年半牢，又經受女兒被迫害致死打擊的偉大女性，始終保持了自身的高貴與尊嚴。在身心將崩潰時，有人勸其直放悲聲。她拒絕了：真不知該如何才能發出。朱大可說，她有比古瓷更硬更美的靈魂。

VIA 全球奇觀/網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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