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威：關於二二八我們都是加害人

:0:0

王浩威／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兼執行長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如今已經是70個年頭了。昔日的受難者少有仍存活的，而留下的寡母恐怕也幾乎不在了，即便是當年的孤兒，如今也白髮蒼蒼了。蔡英文總統前幾天接見了「2017年海外228遺屬返鄉團」，提到要追究228事件的責任歸屬，以改變「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現狀。的確，只有受害者而沒有加害者，邏輯上似乎就是說不通的。但是，找出受害者，這個社會就可以更公平正義，人們果真就可以擺脫仇恨，人性因此更崇高嗎？蔡英文總統提到日前參加以色列和德國駐台單位舉辦的「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活動，說她因此「清楚感受到德國面對歷史錯誤的勇氣」。在二次大戰以後，以以色列政府為主體的猶太人社群，對於被害人的追查確實是不遺餘力。所以才有昔日納粹領導人物之一阿爾道夫·艾須曼，在躲藏許久以後，1960年終於在阿根廷落網，被移送耶路撒冷公審的歷史事件。然而，猶太人對二次大戰的屠殺，所做的不只是追殺加害人。如今，猶太人無論是在以色列或德國，都針對二次大戰受難者建立了不同的紀念中心或相關建築。走進其中參觀，所感受到的很少有明顯的仇恨，更多的反而是追念的記憶和反思的氛圍。這樣的情形和南京的大屠殺紀念館是極為不同的。在後者，強烈的悲憤和對日本的仇恨是無所不在的。猶太人對加害人的尋找確實是極其徹底的。就算人去世了，原來不公平手段而獲得的財富，也都想盡辦法歸還給受害人的後代。然而，他們做的不只是這些。當二次大戰結束，全世界開始思索這一切災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提出引人深思的洞見的，幾乎一半以上都是猶太人背景的知識份子。本身是猶太人的哲學家漢娜．鄂蘭，她以《紐約時報》記者的身分，參加了艾須曼的公審，在《艾須曼在耶路撒冷》一書提出了「平凡的邪惡」這樣的思考。還記得電影《為愛朗讀》嗎？凱特·溫絲蕾所演的那位鄉下出身不識字的單純女子，認真地擔任她認為公務員應有的角色，卻成為戰後公審台上萬夫所指的屠殺者。究竟，我們要追殺的，是怎樣的加害人？加害人在哪裡？除了蔣氏和他的官員，究竟要追查到怎樣的程度？甚至，在追查的我們，真的都無辜嗎？二二八時台北法院法官吳鴻麒遭到逮捕失蹤，後來受害了。他的遺孀楊（上毛下火）治女士在口述歷史時，說起當時的求助無門，在街上迎面走來見到的每一個熟識的人，都別過頭假裝不認識。因為台灣而受難是沉重的創傷；然而整個家庭又被台灣所拒絕和拋棄，這樣的創傷難道是比二二八還小嗎？二二八的被害人，他們因為受難而成了英雄；然而在眾人沈默的共謀，他們沒被想到的家人卻成為眾人迴避的蛇蠍。而當時的這些沉默共謀的眾人，不就是我們父母或祖父母？我們的父母輩如此；如果事情是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會不一樣嗎？像我們這樣袖手旁觀的沉默加害人，要怎麼樣才能進行追查呢？要怎麼做，我們這樣的民族德行才會提升，才不會重蹈覆轍呢？同樣的，歷經劫難以後的倖存者，為什麼在英雄式的歡呼儀式結束以後，當回到了日常生活時，許多人是生活在與人隔離的狀態？因為是人們認定的英雄，他們不被允許有任何瑕疵，不論是過去、現在和未來。義大利小說家普里默·李維當年是在快餓死和病死的前一刻獲救，他的小說和回憶錄是他好好地去面對自己在集中營的怯懦和邪惡，努力將自己所謂的受害人寫成有各種正面和負面形象的人，來擺脫英雄形象的限制。在台灣，人們還是不允許受難人破壞他們的英雄形象。他們內心深處的創傷，他們對自己靈魂的困惑，終其一生都不得發聲。尋找被害人是重要的。但是只有尋找被害人，卻不去思考更複雜的一切，是不是只是將我們的社會陷入在好人和壞人簡單二元化的價值觀呢？這樣，社會會更好嗎？關於二二八，甚至關於白色恐怖，除了尋找加害人，我們要做的還有許多許多。本文由《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圖擷取自網路，如有疑問請私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