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週刊】【沈政男觀點】二二八事件與台灣人的自我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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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至今屆滿70周年。一提到二二八事件，最常被連結的字眼是「真相」二字，但70年過去了，能夠禁得起嚴格史學檢驗的證據，比起經常被相提並論的納粹大屠殺，可說少得可憐。二二八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蔣介石到底是不是下達屠殺令的元兇？每年此時總是引起一番爭辯。這樣的爭辯今後也不會停止，原因是二二八事件在國民黨的長期封鎖之下，所能保留下的原始史料太少。比如二二八事件的第一手照片，任何在那幾周動亂期間所拍攝的都好，至今能看到的頂多只有一、兩幅，其中最著名的當然是陳澄波的受難遺照。至於文字資料，包括蔣介石留下的「大溪檔案」與日記，其完整性與真實性都值得存疑。至於二二八事件的諸多直接見證人，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時代，早已把那段血淚記憶埋入腦海深處，不要說不敢對他人提起，連自己都想要徹底忘掉。1948年到1987年之間，台灣人的日曆只有364張，因為每年到了二二八，大家都不敢直視那個數字，都希望天趕快黑、這一天趕快過去。然而像二二八事件那麼沉痛的創傷記憶，整個社會累積的情緒能量實在太巨大，即使在意識底層想要壓抑，也會以各種變裝變形的方式，出現在許多人的噩夢裡，傳遞在更多人的耳語裡，並形塑了不少人的社會意識。在那高壓封鎖年代，國民黨政權以為沒人談論二二八事件，就不會有人在意他們殺了多少台灣人，殊不知先人的犧牲故事，已經慢慢滲入台灣人的精神裡，像牡蠣殼裡的沙子，開始凝結出珍珠一般的國家意識。台灣人開始公開談論二二八事件，是1987年的事，當時由陳永興、鄭南榕等人發起「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進行全國演講，以喚起台灣人注視這個集體創傷，後來隨著解嚴與政黨輪替的實現，台灣各地才出現二二八紀念碑，並在1998年有了第一次的「二二八和平紀念日」。所以說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縱然還沒完全明朗，受難者與加害者的名字縱然還沒完全被世人知曉，二二八事件在台灣人集體心靈裡塑造的「精神現實」已經很清楚—1987年以後，為什麼國民黨政權對台灣人的箝制力道逐漸鬆弛？為什麼民進黨可以完成政黨輪替，甚至在2004年，以「二二八牽手護台灣運動」，保住了政黨輪替的成果？都是因為二二八事件的受難先人，以無形力量引領後代台灣人子孫往反抗壓迫、獨立自主的道路邁進。國民黨說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中國共產黨說二二八事件是「國共內戰的延續」，這樣的史觀在70年前或許有幾分道理，但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意義是變動的，今天的台灣人已經用政治行動證明了二二八事件在70年後的意義—無數先人的犧牲、多少家屬的悲痛，以及廣大台灣人長期被心靈禁錮，都為了促成台灣人的自我追尋。作者簡介：1968年生，台中市人，台大醫學系畢業，精神科醫師，曾獲時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現任《民報》主筆、《國語日報》與《女人變有錢》專欄作者。本文由《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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